方力钧：我的八十年代.下篇

┃Personal History

我的八十年代
下篇

© 方力钧／文

　　1985年9月，我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美院的生活又是一个新的广阔天地。在这儿的信息量是绝对不同于在唐山和邯郸读书的时候。美院校园里满世界都是自己崇敬的老师、名画家。美术馆和美院陈列馆不断有各种画展。
　　这时候我开始接触到更多的西方艺术的印刷品或者展览。像凡·高、毕加索、麦绥莱勒、珂勒惠支、肯特、丢勒、门采尔等等。
　　库雪明带我去见北京一帮自由艺术家，林舂岩、迟耐等，在一起吃喝、朗诵诗歌、撒酒疯，这些人是最早的职业艺术家。他们能够出卖自己的作品，一幅作品200、300兑换券。
　　学校“教学改革”，实际上没有具体的计划、方案，只是认定老的一套不行，搞得那些老教师就没有办法上课了，只有年轻老师还可以来上课。比如说谭平，和我年龄差不多，他就没有架子，没有什么历史包袱。那些老教师来教课，有时候学生把门锁上，听崔健的歌曲，放得很大声，假装听不见敲门声，先生气得就不来了，好长一段时间变成完全放任自流了。
　　学校的政治课总也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不知是先生们的发明还是校方或学生们的提示，于是就有了堂而皇之的校外政治课的名目，大轿车载着同学们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那里自然会有使人大受教育的故事，圆明园就是其一。讲解员是政治老师特请的，他相貌平常，嗓音一般，但熟知圆明园历史而且讲解连贯，自视颇高的大学生居然全部围着他静听：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万园之园……烧毁……弃圆……投机商们砸碎了美丽的汉白玉雕刻，像大米粒样大小的石粒混在大米中……湖被填了种植水稻……那些山们本是人们堆起来的……百年来探宝者们挖地掘宝……我从此迷上了这个地方。
　　在卫祖荫老师带领下，我们有机会在圆明园上色彩写生课一周。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萌生了到圆明园租工作室画画的念头。
　　我常到天津跟李津、闫秉慧这些大哥们混四川饭馆或者是吃涮羊肉之类。星期天本该走了，这帮人说星期一包海鲜饺子，馋得我改变了行程。第二天上午是英文考试，我中午吃完海鲜馅饺子回到北京，到学校里直接找英文老师，老师突然想起来，说好像我上午没有参加考试，我自己就老实坦白，说他们包海鲜馅饺子，太馋了，所以没赶回来了。老师哭笑不得，也没办法，说：“你是在这儿考还是回去考？”我说把卷子给我吧。自己的英语本来就很差，拿回去找一个同学赶紧填完，算是英语考试通过了。
　　在马刚老师的带领下，全班外出到山西、陕西一带写生，从碛口过黄河到陕北。
　　在绥德长途汽车站，我们一帮孩子不知怎么就跟当地人干上了，那个当地人穿着干干净净的制服，大概是乡干部的模样。男同学都上了，按住脖子就打，老师赶紧把学生劝住。等上了长途汽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乡干部和一个老人跟我们坐一趟车，往一个方向走，那个乡干部被我们一帮年轻人的盛气压垮了，再也不敢跟我们找茬了。
　　一般规模的村子解决不了十几个学生的吃住问题，我们就分成几个组，几个比较壮、比较调皮的人到另一个村子里去，大队会计很高兴，盛情招待我们。他把大队部给打开，有白面，有一酒瓶底的食用油，尽管他再坚持，我们还是谢绝了用完这点儿宝贵油底儿的好意。他开始给我们烙干锅饼。等快吃饭的时候，他六个儿子都跑来站在门口看着。他给我们介绍：这是老四，这是老五，这是老六……很多村民也围着……我们就掰半个饼给那个小子，第二个、第三个，之后每一顿饭孩子都会跑来。
　　那地方靠天吃饭，每到交粮的时候全村人特别高兴，把粮食全部装车，到镇上交给国家，他们把收获的很少的粮食交给国家，国家再把足够的粮食给他们。本来我们说要在下面待一个星期，结果三天就不行了。
　　继续前行，我们被安排在村外面的一个独立房子里——那房子是一个粮库，就是队里面存放粮食的地方。画画时和村里大嫂聊天，她问我们住哪儿，我说住在下面粮仓。她说：“那怎么行呢？那里面老鼠太多。我们家有空房子，你就住在我们家吧。”于是我和马刚一起住在她家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到村子口，全班的同学都在那，有蹲的有坐的，到了跟前才发现他们的眼睛都是绿的，黑眼圈。粮仓本是老鼠吃饭的地方，突然住进一帮人，把粮食弄走了，老鼠就急了，就在人的脸上、身上、被子上窜来窜去，弄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他们脸都是绿的。
　　我跟杨茂源和刘炜一路，三个人看起来都像坏小子，留长头发。尤其是杨茂源，他嫌裤腿长就撕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挂在脖子上，像街上的坏小子。
　　在汽车站打听去延安的情况。售票员说：“你们要小心，这儿的贼很多，车到站开门时往车上挤的基本都是小偷。”到了站，果然一大堆人往上挤，又不是将要开出的车，挤为何来啊？
　　吃饭的时候，旁边的当地人光头光着膀子，我们弄点啤酒，弄点小菜，那个人就拿胳膊肘一会儿晃荡一下，酒就洒一点，然后他把胳膊拿回去，一会儿再晃荡一下。这样反复了三四次，我们觉得不对，过去拍拍这个人，说：“大哥，给你倒碗酒。”那人问我们是哪儿的，干什么的？问完了，高抬贵手了。班里一个女同学的故事更有意思，她一个人去了安塞，她长得很白，又是城里人，有人就看上她了，就跟着她。她去哪儿，人家就跟着她去哪儿，她上长途车，那人也上长途车，她买票到延安，那人也到延安。无奈，她跑到延安市的派出所里，说有个人老跟着她，已经跟了很久了，很害怕，能不能管一管。派出所的人从窗户往外一看，那个人就站在派出所门口等着，说：“这个人我也管不了，他没干什么，我们怎么管？”最后派出所的人说：“我们盯着他，你从派出所的后门偷偷走吧。”然后这个警察赶紧跟那人聊天，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然后女同学从派出所的后门偷偷跑了，派出所的人就给她带到长途汽车站。第二天，街上就有人问，说延安的一个人找一个女的，说是北京来的。女同学一听赶紧跑到村子里跟房东说：“有人盯着我，本来在延安给甩掉了，这个人又跑过来了，该怎么办啊？”房东没办法：“说我们掩护着你。”她把衣服换上，头上戴了个大草帽，一大堆人就把她夹在中间一起去车站，像串亲戚的。趁那个人没发现，她赶紧坐上公共汽车跑到西安。
　　我跟杨茂源在北京师范大学办美术学习班，周末经常带着学生到后海写生、划船，发现好多人在水里打捞什么，问人家我们能不能帮忙。人家说：“帮什么忙呀？我们在找人，那个人淹死了，就在这附近，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
　　我每年都在游泳池、河里、池塘里学游泳，但小时几近淹死的经历始终笼罩着自己，以至于近二十年也未学会游泳，成了自己的心病，也是小伙伴们的笑话。大学三年级时照旧到后海玩水，离岸边大概有三四米的距离带一个气垫子玩儿。一个同学说把这个气垫子给他玩一会儿。我就把气垫推给他，然后在水里看着岸边，觉得岸太近了，再看看对面的岸，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能游过去，于是就往对面游，很轻松就过去了。对面有一些游泳的老头，我躺在旁边的沿儿上晒太阳，心想竟然横渡后海，很激动，也很高兴，但很快就害怕了，刚才稀里糊涂游过来，游回去就没把握。我一边假装晒太阳一边想，要是走回对岸就得绕很远，要40多分钟，赤身光脚徒步，太丢人了。我终于咬牙下到水里，竟然很轻松又游回去了，而且动作流畅，根本不像是刚学会的，第二天就开始游无限的距离了。
　　暑假我在邯郸办业余美术学习班。几十个孩子在班上画画，停外面的自行车经常会被偷掉。于是孩子们不干了，他们设伏，终于有两个小孩偷车时被当场抓住。他们把偷车人带到学习班来，赶紧去派出所找警察，警察来了不问缘由往那个偷车孩子脑袋上打，然后把这些孩子带走了，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那些学生们跑过来，说昨天那两个偷车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门口玩。
　　随着教学改革的混乱，学生越来越没规矩，学校想整顿一下。有几个同学被学校开除了，公告张贴在学校门口。但是大家慢慢发现被开除的学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直在学校上课直到拿到毕业证。我们班一共九个人，其中五人被点名要除名，最后我们班一个都没有被除掉。他们都由我陪着，或者我自己跑去跟曲桂林老师说情。曲老师是大连人，杨茂源也是大连人。曲老师主管学生工作，有人想替杨茂源说情，她就打听谁跟杨茂源好，就打听到我，她问我茂源怎么样，我说杨茂源成绩很好，人品也好，没有比他还好的人了。过了几天她又叫我去，说茂源有问题，要开除他。我说：“这么好的同学怎么能开除呢？”同学们要集体表态，一起找系主任。我们班本来是以调皮出名，不过一旦要开除人，全班同学都反对。
　　我和康木、魏虹骑着车去通县（今通州区），在回来的路上在广播学院的树林里，买些饮料坐着休息。已经是黄昏了，我看着太阳在树林里往下沉，于是我就开始叫唤。别人问我为什么叫唤，我就说：“你看我们天天这样活着，太阳天天这样升落，但是我们没有一次完整地感觉到太阳的转动。”当时我特别可笑，说我们就安排一次，看着太阳，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然后，我一扭头，发现这根本是做不到的。我就看到树林里的一棵树，其实很多细节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棵树的360度方位是如何的，细节是如何连续、如何展开的。其实很多细节是被我们忽略的。然后我就特别兴奋，我觉得我又发现了一个奥秘。我就想我一定要看一棵树的360度是如何接起来的，等我去抱着一棵树的时候，我发现我又陷在里面了。在一个平面里它是360度，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的话，它又是另一个360度，是转动的。整个树的概念和世界的概念是转动的。然后我就觉得凡事都有这样一个角度的问题。我自己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立体的了。我说的树或者太阳，这个360度实际上是一个切面，是一个很小的切面。一旦这个东西旋转起来，它就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主题是人性，如果这棵树，这个杯子是无尽的相互运动的话，那么人性更是这样的了。所以我这个时候安排的步骤是我的每个阶段、每次创作都讨论一个我感兴趣的侧面，但是它是一个整体中的东西，这样我后续的可能性就不用担心了。
　　在油画课堂作业上，我们班九个同学，还有三个进修生，加起来十几个人，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早早地把画架支起来，占好位置。因为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喜欢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侧面的角度，这个角度比较出效果，比较能看出形来。那天我去晚了，因为画架子、座位占地方很大。没有办法，只好就地把油画框摆在模特台下面，坐在地下画。结果就离模特太近了，没办法构图，画形状哪儿都不对。干脆就这样虚着开始，模模糊糊地画。在冬天的时候，画模特能感觉到热风，吹在人体上就会返回来，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呜呜呜一阵一阵的，冲脸上就过来了。就觉得不对，以前老师对造型描述的话可能走偏了，人体最重要的还是他是一个生命体，不是一个样品，而是有弹性有体温的。当时就觉得，这是一点新发现，让我觉得描绘人体体温比人体比例更为重要。
　　寒假我回邯郸，大家打麻将，一会儿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头疼，于是大家怀疑是屋子里长期没人住，空气不流通导致的。于是大冬天的就把窗户全打开，空气流通了，也就没事了，谁都没有在意。
　　我一个人住，半夜起来去小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冻醒了，记得要去小便怎么撅着屁股到墙角了，纳闷着又走到厕所却昏过去了，再醒来的时候更加奇怪了，第一反应就是去通风。最近的窗户在厨房，爬到厨房的窗前时，左手勉强伸过去搭着窗台，借着最后点力气，够到把手，往下一拉，铁窗户打开了一点，自己又昏迷过去了。等再冻醒的时候，脑子已经很清楚了，赶紧把窗户全部推开，风立刻吹进来，然后再把另外一扇窗户打开，再往睡觉的那个屋的阳台爬。把阳台的门打开时，又昏迷过去。再醒来时，精神也好一点了，赶紧把窗户全部打开。睡醒之后，检查发现，我们的烟囱是公用的，所有的家庭要把自家烟囱伸到公用的排烟管道里去，我的房间没有生火，排烟洞是敞开的，一楼人家的煤气通过这个烟囱排放到我们家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和杨茂源、康木他们混着到东边的第二外国语学院南面花园村租农房画画，这是第一次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但在交通不便的现实面前，很快放弃了。
　　1988年暑假，美院总务处黃老师想给家乡做点事，请中央美院到湘西办一个美术学习班，给当地培育一些美术人才。我就假冒美院青年教师，由周建夫老师带队，在湖南沅陵县任教一个月。之后从沅陵坐车坐船经过芙蓉镇（王村），经王村到张家界再到宜昌，到重庆，到大足，到自贡，到峨眉山，游览了一遍湘西、三峡、巴蜀。
　　毕业实习我选了去云南。在芒市，看前面一处郁郁葱葱，走近一看是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陵园，五千多名抗日将士公墓。脑子就像灌了铅一样转不过弯来，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回到北京，到书店找到一本《中国远征军》，看完从骨子里发凉，人太容易被欺骗了，这么重大的历史，间隔时间那么短，差不多就被改写覆盖了。从那以后，我就只读历史方面的书了。
　　借口要做毕业创作，我和杨茂源跑去圆明园，寻找工作室。我们发现了非常棒的空间，一个十平方米的小院，带着一个足有三十平方米大的四壁落空的房子，月租金一百五十元。可我们付不起房租，无奈之中，我们只好先将自己的美好梦想放在兜里，将就着挤在木版工作室狭小的空间，各搭了张床，开始了毕业创作。
　　我从张林海手里借了一本涉县人物形象照片，回到工作室开始毕业创作。用什么方式进行创作呢？想象中可以是无边的，但执行时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点上。我想最牢靠的办法只能是从小学画画的时候就用的6B－6H差不多13支铅笔整理一套出来，削得尖尖的，然后用最软的6B开始起稿，5B-4B-H-6H，逐个使用，一直这样下来，回到最原始最可靠的技术上面来，老实得超出了老师的期望。虽然起稿就画成光头了，好像不用动脑筋，手就指挥着你画完，但使用的方法全部是美院的最传统的方法，态度又是百分之百最认真的。审议毕业创作时，我是通过得最顺利的，除了宋先生说要再转过去一点儿就更好了。
　　到了1989年2月5日，大年初一，“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我的三幅素描作品也被栗宪庭老师推荐参加展览。展览开幕的两三个小时内，有六七拨人找我想买这三幅素描。最早来问的是在澳大利亚使馆工作的罗清琪，之后包括张晓刚与依玛。我当时正站在凳子上挂画，我说每张三百美金，我看晓刚的眼神，肯定是说我要的价钱太离谱了。
　　当天，还有另外一个展览的开幕式，河南曹勇当时画了一批画，色情、肉山肉海，视觉冲击力很强。展览结束的时候，刚用三轮车把画装好，就在北京音乐厅院里被拦下了，来人说是公安局的，说有人举报你这些不是艺术品，是淫秽色情画，现在我们找一些专家来鉴定，这些东西到底是艺术，还是淫秽物品。曹勇又怕又气又不甘心。他要去美国了，就留了我的电话，说有什么结果的话，公安会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把画取回来，直到今天也没下文了。
　　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莫宝平、康木、张念等一伙人租了圆明园东南角上的一个大院子，那院子在松散的村落边上，后门外围绕着高大的杨树林，然后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野地，有鸟，有蛙鸣，小溪流水，小鱼小虾。我们要上课，又没钱，只能作为常客，经常访问、借宿、会餐、野游。康木也没有钱，但他选择了被所有房客弃之不用正房旁边的一间小而破旧的柴房，他用大块的塑料布吊顶，包裹四壁，地面用石头、木头垫起，下雨时塑料布接住想要落在床上的雨水，而石头和木头则隔开顺着墙壁流到地下的水，不长的时间后，房顶与塑料布之间一片湿气雾气，而整个房间一片霉臭。尽管如此，正如我们给他的绰号“小蛳子”，康木健康快乐，每天一片灿烂。莫保平是我的师兄，脾气好得常令人想起一只柔软的柿子，他是北大子弟，家就在北大西门外的教师宿舍。
　　1989年6月是由好多奇怪的梦组成的。那天出了校门，同苏新平结伴去长安街，在北京饭店拐角上西望，一堆大火在街上烧着。走近前去，一辆装甲车一样的汽车燃烧着，车的后门全部打开了，围在周边的人不断投掷能找到的一切物品。
　　上旬，我回邯郸躲避了几天，重回北京后，通过关系，找到了颐和园至圆明园之间一亩园的一处房子，房主两口儿均在国家部委工作，为了给孩子治病，偷着将单位的公房租给我，月租一百元。
　　莫宝平、康木的工作室已经不存在了。那天搜查的队伍到来时，只有康木躲在旁边的柴房里，认真负责的士兵还是找到了他。接下来的经历使他大受刺激，曾经乐观向上的神气，像只出笼的鸟一样飞走了，而他自已，则像那个废弃无用的鸟笼无精打采。那时我到美院的业余美术学习班（习惯称地下班）代课，每星期两次四节课，加上奖金，每月有一百元的收入，正好抵了房租。从一亩园骑车到王府井，需要两个小时，坐14路转320路公交车，所需时间也差不多。
　　往来于工作室和北大食堂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散居在周围的郭伊零、陈逸青、李星辉等，他们是分别来自上海和肄业于民族大学和云南的职业画家，这是未来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的种子。
　　闭起眼睛，那个时间充满的都是混饭填饱肚子的画面。我去了北大、清华、美院、工艺美院、出版社，总之一切能够混饭的地方。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是个天才，混饭的时间间隔恰到好处，自己都难以判断，究竟是情谊还是胃口操纵着自己。
　　后来，几个人发现学校或者是公共自行车停车场，有一些很长时间没有人骑的废弃的自行车，就把自行车拿到修车铺，能卖二三十块钱。原本想卖点钱，可以一下子买三十斤挂面，一斤盐，几棵白菜，就能挺一个月。可每一次卖掉之后，忍不住庆祝狂欢一下，去吃顿涮羊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还得再想办法，再去找破旧自行车。方圆几里地，就两三个修自行车的，修车的人自然知道来路，很快就不敢收了。
　　我们其中有一个发了财，他卖了糊在窗上的作品，得了七千多人民币；但这帮人怎样等也等不来他。过了大概两三年后，他再次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再度出现在我们眼前。
　　有一次张薇领了一个年轻人来访，那年青人被这种困苦、阳光、特立独行的生活感动了，要求买一件木刻作品。他问价钱，我说一百兑换券，于是他选了画，掏出一百元，正当我们两个人的手同时碰到钞票的瞬间，他刚才显得兴奋的眼光犹豫了一瞬，问：“可不可以一百元选两幅？”我说：“不可以！”我斩钉截铁地一边说一边完成了交易。他暗淡下来的眼神旋即不见了，哈哈大笑起来，从想要占小便宜的暗处重回了能够对穷苦艺术家有所帮助的光明世界里，我们几个也随着忍耐不住地大笑起来。
　　我和于天宏是1989春天，在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游行队伍将要从北大校门出发时认识的。他才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北大搞法律方面的软件开发，兼着法律系教师的职务；我在画画之余到他那里蹭吃蹭喝，后来于天宏以复习托福考试为由搬到一亩园与我同住。我画画的时候，他却并不热心复习功课。终于到了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老于闹着喝了不少的酒，到了早晨，叫他起床，他说再躺一会儿，一会儿再叫，他说感冒了，不舒服，屡叫不起，一直在被窝里混到快九点，眼看不可能参加考试了，这家伙却一个筋斗从被窝里蹦出来，一副轻松无比的神情。我明白了，这么久的时间里，每当他捧着托福课本时，脑子里一定头疼着如何混过这该去但决不想去考试的一个多小时。
　　我幻想着每个创作者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以期对当下做出内心的反应。我一个星期没早没晚的创作之后，围上大红围脖，穿上呢子大衣，跑到北大女同学宿舍里去混饭，趁女生去教工食堂买饭的机会，我照了一下镜子——不刷牙、不洗脸的邋遢样子全出来了。
　　就好像强大的水流疏通了淤积的下水道，6月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很多闭塞被冲得顺畅了，之前我们到处去寻找艺术灵感，其实灵感的源泉就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在自已的内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认识，必须这样做。
　　房东偶尔来视察，很生气，勒令我从里面的房间搬出来，据他说我们当时约定只可以使用外面一间，并且只能一个人住在这里。
　　1989年12月30日，房东两口子再到一亩园，发现于天宏还住在这里，他们很无奈：“好吧，明天最后一天，你必须从这里搬走。”
　　天气很冷，我很快很幸运地在挂甲屯找到了一处农民的院子，一间很大，估计足有70平方米，堆了些柴火，另一间10平方米的样子。我只能使用小间，每月70元租金。
　　12月31号，我借了于天宏的北大工作证，用工作证租借了人力三轮车，往返了三次，将所有的东西运到冰冷透风的新工作室。这是我记忆中的最冰冷的一个新年。
　　冰冷中有股生命正在生长：圆明园画家村。但是此时我还不知道。

　　本文选自《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杨卫，李迪／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